一年一场风，从春刮到冬；白天点油灯，黑夜土堵门；风起黄沙飞，十年九不收……形象的民谣是往昔右玉的写照。曾经的右玉：三丈六的城墙为流沙所埋；全县仅有残次林8000亩，森林覆盖率只有0.3%。因生态环境恶化，风沙干旱、水土流失等灾害频发。

  百里已无风沙起，桃李花香雨亦鲜；万里荫浓遮日树，三春遍地开红花……精美的诗句“刻画”出右玉的今朝。如今的右玉：蓝天碧水，水秀山青，满目苍翠，绿海荡漾；森林覆盖率达51%；近90%的沙化土地得到治理。

  60年前，两个三十出头的汉子背着军用水壶，带着，从右玉县城徒步走到杀虎口，上了北岭梁，爬上丈二高被黄沙淹没的北城墙……

  这两个汉子，就是解放后右玉首任县委书记张荣怀、县长江永济。20余天的跋涉，肆虐的黄沙，“春种一坡，秋收一瓮；除去籽种，吃上一顿”的民谚，让两人深陷右玉未来发展之路的思考。

  如何使右玉不再荒芜下去，如何使右玉人能够生存下去？这两个问题，成为1949年10月23日县委工作会议的重要议题。张荣怀第一次提出：“右玉要想存，就得风沙停；要想风沙停，就要多栽树；每人十棵树，走上幸福路”。接着，在全县的“三干”会上，县里给各区分配了植树任务。会后，张荣怀和江永济扛上铁锹，带领全体机关干部来到苍头河畔，率先完成每人10棵树的造林任务。

  在右玉，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，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表率行动。

  1957年，36岁的庞汉杰成为右玉的第五任县委书记。到任第二天，他就带了一双布鞋、一张右玉地图、一个笔记本和一套《朔平府志》，步行下乡。风沙、干旱、水土流失的现状，使他对前几任的做法有了深刻的认识。两个月后，庞汉杰主持的首次县委常委会研究的就是植树造林问题，确定“植树造林要加劲，管林护林要跟上”。

  第十一任书记常禄是1974年来到右玉的。8年间，他带领科研人员对原有树种实施改良，使右玉成为山西省人工造林最多的县。常禄有句名言：“飞鸽牌干部要做永久牌的事。”他的解释是，干部经常调动，喻作“飞鸽”不难理解，而什么是“永久牌”的事？在右玉，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是永久牌的事。

  第十二任书记袁浩基上任时，干部中有的人觉得右玉的绿化已经到顶，右玉也有很多“水”（指煤炭），是否也“快流”一下？袁浩基的回答是：“前面有榜样，后面有群众，没有绿色就没有右玉的发展，在右玉，绿色不进，风沙就进，不植树就是千古罪人，还当什么书记？”

  书记一任换了一任，不变的是，每一任书记的办公室都有一把植树的铁锹。1991年10月30日，第十三任县委书记姚焕斗从右玉调任怀仁县委书记，临上车了，他又突然返回办公室，原来是忘记拿他那把已磨短了半寸的铁锹。他含着泪水对送行的干部群众说：“我啥也不要，这把锹要带走。”在政府大院，他摘下几片杨树叶放在文件包里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奋斗12年的右玉。

  在普通人眼中，“新官上任三把火”。然而，60年来，右玉18任书记、17任县长都是往植树造林这把“火”上“浇油”，使这把“火”越烧越旺，使右玉的树木越来越密，绿色越来越多。

  一任接着一任干，一张蓝图不褪色。就这样，在右玉，绿色“接力赛”一棒接一棒地往下传，只有方法上的改进，没有方向上的偏差。而右玉的绿色发展蓝图又是具体的、与时俱进的。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是为生存而绿化，80年代到世纪末，是为发展而绿化，而现在，则是为了文明而绿化。

  昔日寸草不生的小南山，如今已成为一座森林公园。右玉的群众在这里自发集资立了一块苍松状的碑，上面镌刻着新中国成立以来17任县委书记的名字：张荣怀、王矩坤、张进义、马禄元、庞汉杰、关毅、薛珊、王云山、邵培基、杨爱云、常禄、袁浩基、姚焕斗、师发、靳瑞林、高厚、赵向东。面对满目绿色，面对老百姓的口碑，第十八任县委书记陈小洪感慨万分：“每次来到这里，对政绩、对民心都会有新的认识。”

  50年前，一位德国专家到右玉之后，曾断言：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，建议举县迁徙。

  右玉属丘陵地带，山梁上地形复杂，地表多是砾石碎块，风大水缺，生长期短。有人戏言：种活一棵树，比养大一个孩子还难。

  这一年，恰是右玉人植树造林的攻坚期。黄沙洼，曾是右玉县城周边最大的风蚀地带，长40里、宽8里的流动沙丘对县城形成了包抄之势，直接威胁到县城及区内村庄的存亡。当时，全县几千名干部群众摆开阵势，誓用绿龙锁黄沙。但几千人栽了两年树，只活了几棵，还被风沙埋得只露树梢；其余的树，迎风处被刮出了根，背风处被掩埋了身。

  然而，风沙的没有挫败右玉民众征服黄沙洼的决心。几年中，右玉人连续展开了二战、三战黄沙洼的战役。所有植树大军把工地当战场、以工地为食堂、让工地当课堂，干中学、学中干，和黄沙洼铆上了劲！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他们在教训和实践中总结出了树草结合、乔灌混植、以草护林、以林固沙的治理办法。为了阻止风沙把树苗掩埋，他们在流动沙丘上，把庄稼秸秆打成结，铺在沙丘上面，然后在沙丘顶部密植造林，坚持先固风沙，后造林带，逐步控制，多年连片。通过8年的探索和努力，肆虐的风沙终于低下了头，黄沙洼治理成功！

  从此，老虎坪、杀场洼、盘石岭、滚石沟……一个又一个荒山野岭得到了治理。

  曹满荣，右玉县原党史办主任，先天下身残疾。可他和健全人一样，上山挖坑植树从不间断。山坡地势较陡，人上去站都站不稳，必须跪在地上，用锹先把石块刨出，再挖出土，围成鱼鳞状，一来二去手上都是血泡，血泡又结成厚厚的茧片。最不容易的是浇树，送水车上不去，只好人工提，大水桶不能用，只能用脸盆往上送，浇一棵树，得往返好几趟。就是凭着这股劲，右玉一道又一道山梁变成了绿色。回忆起这些事，老曹说：“苦是苦透了，可现在一片绿生生，这心里也美透了。”

  在右玉植树造林的队伍里，人们不会忘记残虎堡姐妹林业队。1973年开始，杨女子等12个姐妹，奋战7年，使牛路沟变成花果沟。人们不会忘记老墙框村的王占峰，1983年，他放弃大同旅店当经理的待遇，回到乱石林立的石炮沟，把全部的积蓄都用于育苗植树，二十多年如一日，使石炮沟变成滴翠园。人们不会忘记退休干部韩祥，作为第一个承包荒山植树的人，他索性把家安在了水磨沟，虽两鬓斑白却换来一沟苍翠，他常常对山自吟“幸有我来山不孤。”

  毛永宽生前是威远村党支部书记，村里人说，他是为植树护苗累死的。1979年一个夜晚，气温骤降，他披了一件外衣就往村里的苗圃跑，忙了大半夜才把苗子苫住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他发着高烧坚持上工地，昏倒后再也没醒来。那一年，他才31岁。

  刘政是李达窑乡乔家堡村护林员。2000年夏天，一场暴雨冲倒村后的水泥电线棵松树，老刘竟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就搬。电线杆滚砸在他的胸前，大口的鲜血洒在和他倒在一起的松树上。他留下最后一句话，竟是“把我葬在树根下”。

  张一曾经是杨千河乡的党委副书记，2005年的4月12日是家人永远难忘的日子。11日，他把家里的2000元垫上到代县为乡里进树苗，选苗、起苗、装车，忙到凌晨3点多。苗圃的老板劝张一打个盹再走，他说：“山上还等着树苗哩，一误就是一上午。”车子刚上公路，他发现有几捆树苗没有绑好，便下车拽住绳子，想再紧一紧，这时迎面一辆载重车呼啸而来，把他撞出20多米远……

  右玉人把绿色的渴望变成了绿色的行动，换来的一定是绿色的希望。

  余晓兰，曾是一个青春美丽的云南女子。1989年，她随当兵的丈夫复员回到南崔安窑村。1992年，她把几年养猪、磨豆腐积攒的几千元钱拿出来，包了4000亩荒山和30亩乱石滩。2001年退耕还林时，她又把承包面积扩大到3万亩。

  年复一年，余晓兰把青春和汗水全部献给了荒山和石滩，共绿化荒山1万多亩，栽种果树5万多株，栽了600亩的沙棘柠条，养了300多只羊，办起了100亩的苗圃。“山绿了，滩绿了，经济林、养殖业也见效了，每年的收入几万几万地增长，想想走过的路，值！”笑容中虽有几丝疲惫，但余晓兰的美丽和激情依旧。

  韩祥今年已70岁，他是右玉县第一个承包荒山植树的人。如今，他“执政”的水磨沟，1500多亩荒山荒坡全部披上了绿装，绿色收入慢慢的变多。曾经有人出1000万元要买这条沟的承包权，老人不干，理由是：“这里不仅是绿色银行，更是我的精神财富。”

  在右玉，像余晓兰、韩祥这样献身于绿色事业，“享受”于绿色事业的人比比皆是。

  右玉的绿色是60年积累起来的，作为右玉人的精神和物质财富，已慢慢的变多地开始回报右玉人民：生态环境呈现出“一增一减”的巨大变化，降水量比周边地区平均高出30多毫米，而沙尘天数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减少了一半。

  生态好，百业兴。出门看花草，上山摘野果，白天嬉山鸟，晚上听松涛，生态旅游如今成为右玉的一大品牌。目前，右玉生态农业、畜牧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，并已初步形成5条农产品产业链，建成了李达窑优质燕麦、右卫镇土豆、威远镇蔬菜等一批绿色食品生产基地。据统计，今年全县养羊70万只、奶牛9000头。

  栽下梧桐树，引来金凤凰。优美的生态，吸引了一批品牌企业来这里投资兴业。山西最著名的肉食品加工公司太原六味斋来了,对环境要求特别苛刻的北京汇源饮料公司来了……沙棘饮料、无公害豌豆糊等一批品牌商品走向全国。山西国际电力来了,国电华北电力来了，北京格瑞特、太原诚达等一批风电领域的有突出贡献的公司也陆续进驻右玉。

  生态好了，右玉富了。7年前，全县财政收入不到3000万元，去年猛增到2.8亿元。今年1至7月，财政收入就达到去年全年水平。2009年，右玉县可持续发展上涨的速度位居山西全省第一。

  绿色就希望，绿色就是生机，绿色就是未来。（记者 安洋 刘鑫焱）